后六四备忘录(1989-1992)（一·下）

贺星寒

我的“认识”

1989年9月20日上午10时，我在本单位的团长办公室内，各团部三位负责人及全体中层干部（约十名）谈了自己的“认识”。

下面是当天在场的政工科长所作的记录。这份记录目前尚存于我的个人档案中。

我来谈谈我的认识。在5月份参加了一次示威游行，声援爱国学生，是5月18日的事，还有给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要求加快民主进程。现在看来，这支持了动乱，给党中央施加了压力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。当时看到学生绝食好多天了，还有官倒，腐败等问题，感到应该把中国搞好，实现四化。17号下午促进会来了几个人讨论作品，但来的人没有讨论作品，感到应关心国家大事，学生绝食要死人，应该声援学生，认为该给中央写个公开信。大家说，主要是我写。内容主要有两点，一是要求中央尽快跟学生对话，二是4.26社论说学生是动乱是错误的，要求加快民主进程。然后签名，在座5人都签了。第二天一早（我）就去作协（征求）签名，80%是我（征求）签的，流沙河、白航等。我当时没有想到游行，到了文联时，楼下文联扯起大旗要去，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去，作协（的人）扯窗帘做旗帜，我签完名快11点了，也作了个“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”的旗帜，也去游行。当时知道应经公安机关批准，但当时（所有游行者）都没经批准，说明没有法制观念。这个事现在看来是支持了动乱。

第二件事给中央写信，当时中国作协书记处，巴金、苏晓康都写了信，也就写了，给中央施加了压力。

这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。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。希望国家搞廉政建设，把不公平分配状况扭转，这很好。我通过反思，越来越明白，当然还需长期解决。

当天上午开会之前，还有个小插曲。与会人员，除了团部负责人及科室以队负责人外，还有创作室的作曲家温见龙参加。温是高级职称的创作人员，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或结束时，被打成“三种人”。他的问题，一直没有明确解决。刚宣布开会时，温便说他要先说两句，接着便质问团领导，他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？当然谁也不开腔。温很愤慨地说了一通，然后宣布，不开这个会，立刻出去。他走后，冷场几分钟，谁也不置一词。

温是有意在这个场合提起往事的。他也知道提这事无用。我了解他的用意，实际上是对我表示同情，以抵制强迫我谈认识的会。但他不知道我有自己的态度。

那天上午我谈认识时，有些紧张。不是害怕过不了关。因为过关是肯定了的。而是害怕说错话。我平时就拙于言词，讲话常常词不达意，在会场上尤其如此。我害怕把事实判断句说成价值判断句。因为我走的是一条边缘之路。

现在从政工科长那里抄回的记录，说明我基本上还是照原先设计的语言说的。我当时说得很慢，尽量造准确的句子。

谈完之后，我很担心有人认为我没有认错。停了几分钟，书记率先发言，说我认识很好。接着有几人发言，调子采取语重心长的那一类。甚至有两位自己也作检查，无非是宽我心，好像说大家都要犯错误的，彼此彼此。

我很纳闷，难道他们都没有注意到，我根本没有一句话是承认错误的吗？

我为了避免纠缠，至此一句不应，由他们来表示感想。团部办公室袁副主任说，他当时也很激动，也同情学生，现在才大梦初醒。老贺呀，我们都是有年纪的人了，以后做什么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我笑笑。

可能用了一个钟头多点，就结束了。艺术室徐主任还在旁边说，要与我共勉。共勉什么？就是说听党的话没有错。

我依然笑笑，不作回应。心想，谁和你共勉这个呀？

自由化与动乱

我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及支持了动乱？

如果在“六.四”之前，我是不承认自己有自由化思想的。经过这一番动荡，我发现自己就是有自由化思想。欧洲从十六世纪开始，经过二百多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，才迎来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宪章革命。人类历史才进入一个新的纪元。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，才对封建专制进行摧毁。自由化的众多原则，思想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等等，已经属于人类共同的价值。中国的一党专政，权力高度集中，没有制衡机制，民主没有可操作性等等，无不是封建主义的继承。而解决这一切的，自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。

至于动乱的提法，我认为不应该回避。当然，4.26社论把学生上街游行一两次就说为动乱，是以这种帽子来压服民主运动。至于在天安门广场静坐、绝食、影响了社会平常的秩序，我想，称为动乱也未尝不可。苏绍智在《波兰危机》中也把游行示威提为动乱。所以说，春夏之交的动荡与混乱，作为动乱，是不可回避的事实。问题是动乱的成因是什么？在必要的时候，动乱就永远不可取吗？我们听惯了安定团结、国家统一等等，总想在一元化思想体系中去寻找自己的行动依据，结果有时便只能否认事实。连动乱都不敢承认了。还是很想挤到那杆“光荣”的大旗下去躲藏。

既然我思想上已经与那杆大旗相背离，行动上已经做出他们所不愿意的事，我为什么还要与他们认同？如果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暴露这种思想有可能坐牢，我也许会犹疑。但在八十年代之末的中国，封建专制的势力已经不足以对思想镇压之时，我就应该敢于讲真话。我选择了后一条路。

我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，承认支持了动乱，承认给党中央施加了压力。我只承认了这些事实，而没有承认这是错误。这无疑于吵架的双方对峙之时，一方说：我骂了你！并未说骂错了。潜台词是：骂了你又怎样？实际上是一种挑战。

接下来几个短句。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实际上连句子都不是，只是一个词组。难怪一年后政工科长将此记录稿拿来让我认证时，说这句话似乎不完整。我则答以：当时就是这个认识。至于后面一句：“希望国家搞廉政建设，把不公平分配状况扭转，这很好。”则是全篇认识中唯一的一条价值判断句。这也是当时对政府举措中，感到可以认同的一点。

我自以为造句强硬但语气软和的认识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我希望大家能体会到我谈的是事实，而不是检查。而实际上大家都认为我已经作了检查。书记首先就说我的认识谈得很好。其他人的发言，也是把我的认识当检查看待的，否则就不会一些人劝我以后要三思而行，一些人要与我共勉，永远听党的话了。

下面的反应也大出我的预料。一些人抱着同情态度，对我说，游行算个什么事？也要逼着人家谈认识！一些人说，你不承认又把你怎么样？其出发点，也是认为我已经作了检查。

对照其它单位的清查情况，也可看出我这种作法，并没有力量。一些朋友，不承认资产阶级自由化，不承认动乱，反而使得搞清查的一方，花大力气，辩论，责斥，有时双方怒气冲冲，都下不了台。而我这种承认，仿佛已经成了死老虎，勿需再打了。

这使我感到有些丧气。

形式比内容重要

由于没有得到理解，我陷于悔恨之中。想来想去，发现自己灵魂深处还没有摆脱逃避的念头。我是在耍小聪明进行逃避。

用叙述事实来代替叙述价值，明明知道当代中国人一元化思想的习惯势力，企图从这中间钻个空子，做到：既没有承认错误，又可以较为顺利地过关。这是中国文人的惯技吧。模棱两可，含糊其词，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与，祭如不祭。”是个例子。孔子修春秋，其笔法也是这种微言大义，暗含褒贬，而不直说。在民间也有这种故事，如大家的熟悉的：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。这些靠语言来逃避责任的花招，可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化传统。

我不但用事实判断句来掩饰，而且在最后一段谈话中，用“十一届四中全会”（记录如此）来打烟幕弹。虽然没有举手拥护，但此处放它出来，显然是给自己搞了块伪装。更为恶劣的是最后一句话：“我通过反思，越来越明白，当然还需要长期解决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只能是希望清查者误会为我是在改造思想！

我自以为思想很坚定，但行动依旧是很虚弱的。我是不敢正面表明自己的思想。

这种情况，也许在共和国前四十年的历次运动中，都不能顺利过关。批判者能很尖锐地指出我在蒙混过关。但是在1989年的今天，清查者已经降低了要求。他们需要的已经仅仅是一种形式。只要你在他们布置的会上谈了话，无伤大雅地谈了话，也就可以了。

因为你在气势上已经向权力低头。

我们一贯的认识是，内容决定形式，内容比形式重要。看来，这种观念需要加以改变：在特定的情况下，形式甚至比内容更重要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形式本身便是目的。

我很颓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得不承认，生存对我更为重要。我处于国家单位之中，拿工资，住公房。如果我不低头——形式上的低头，也许会开除我的公职，没有房屋可住。我还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待业，一个尚在读书。我如何负担？一不会经商，二不能搞体力劳动（年纪大了）。姑且可以另谋职业，在目前经济成分多元的状况下，或许可以找个工资比目前高的工作，但是一旦生病的医药费如何解决？我连二千元的存款都没有。而且我认为最伤脑筋的是住房问题。如果没有单位的住房，简直不可想象到哪里去住。就算全家人挤进一间私人租赁的房中，每月都得交出一半工资出去。

正是因为我在国家单位中，端着铁饭碗，长期都极为得意，认为安全可靠。而在需要我坚持自己信念时，正是这单位，这铁饭碗让我折腰。我不禁想起陶潜，不肯为五斗米折腰；想起李白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。陶潜有私房四亩；李白可以靠行吟谋生。而在国家单位中的知识分子，以灵魂换得铁饭碗，代价不能说不高。

我仿佛已经觉察到为什么共产党的政权那么稳固，很难动摇。正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，新民主主义革命，社会主义革命，文化大革命，使中国越来越多的人，都被限定在单位中。单位既把你养起来，包你的生老病死，单位也要求你在意识形态上与上面认同。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，只有死路一条！

这次谈认识，算是中了计，也算是暴露了自己的虚弱之处。唯一可以自我解嘲者，是说自己只不过是一种策略，一种为了保护自己的妥协。妥协是改革与进步中必不可少的。但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妥协，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进步，那妥协就必须是有限度的，而且，妥协之后就得争取新的前进。

我难道就此而退缩吗？当然不能，这里已经是最后一步。失去的应该夺回来。

亚运会

9月20日晚在团长办公室内，向全体中层干部谈了认识之后，我与搞清查的人之间，相安无事了约一月之久。

这其间我团负责人与大部分演出人员，都前往北京，参加亚运会活动去了。对我团来说，在经济上这是一个赔本的买卖。要自己出差旅费，自己找场地，自己找人宣传。但是在经济上赔本，也许会在政治上捞一把。因为能争取在亚运会期间，插入城区内某一商场内义务演出，对冲淡北京城的肃杀气氛，出了力。省上有面子，便会对团负责人另眼相看，以后负责人说得起话，位子稳定，或者还能升官。要经费也有了理由，当官的将来要为自己搞点什么小花样，也情有可原。

在9月初拟定的赴京人员名单中，原是有我在内的。我并不想去北京，但想能到北京去听听见闻，倒也无所谓。谁知临出发时，悄悄地更换了人员。我知道这是我们国家的惯例，一到重大庆典活动，便要将一切思想异己分子监管起来。如今北京“六.四”事件之后，人民普遍有着抗拒情绪，戒严令尚未取消，所以要防了又防。可以想象，甚至在亚运会期间 ，所有进京列车都只能停在丰台，没有某一级的介绍信是不能进城的。号称鱼水之情的关系，变为如临大敌。

亚运会是一个绷面子的大事，而且在整个形象其极糟糕的时刻，要出来绷面子。好在政府还管有很多国营企业，可以摊牌派资金人员，制造欢乐气氛。但是如今财力不比往年，而且企业也不全是从前那种乖孩子了，要叫苦叫穷。政府也只得搞捐助，电视上天天都有捐助场面。政府也在做赔本买卖。地方的捐助者与海外的捐助者自然有其深层意识，将来要从中国政府身上要求回报，现在只是投资，政治上的投资。与西方赞助总统竞选是同一形式。只不过里的结果更明确，政府是在台上的，还有，就是要在表面上举起大旗，说这是爱国之类，而在西方，大概是不允许向政府行贿赂的吧。否则就将成为丑闻。

政府做赔本买卖，与我团的目的一样，是为了自己的座位更稳定。常说的一句话，我们革命先辈打下的江山，岂能让他们拿去。如果真是为国家繁荣，为人民幸福，谁拿去不是一样呢？只要谁的政策方针好，谁就拿去！显然，这里的要害是江山谁坐的问题。

也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，使执政党从以前道貌然转向更务实，从以前的“呼儿嗨哟，他为人民谋幸福”，转向公开承认一切都是为了维持政权。安定团结，经济繁荣，总结苏联与东欧剧变的经验，落脚点都在巩固或维持政权上面。扯掉了遮羞布，总比挂一块遮盖布好些。起码，监督他的人，不必更费心先去扯那块布了。当然，社会变革的代价并未减少多少。

亚运会在提心吊胆之中，总算是结束了。从北京回来的人却带来了京城的信息。北京各机关都向进京的人谈天安门的枪声、血及他们的抵触情绪。大家都冷眼旁观，没有人去帮助呐喊。我团团长曾动员某人帮忙，在报上为我们的演出写点评论文章，对方说：想挨骂吗？现在在报上写文章是些什么人！

进京者带回来一些小道消息及民间笑话。其中一则说有位军人上了公共汽车，不知该在哪一站下车。他连问四五人，一律都得到的是白眼、沉默或摇头，最后他绝望地叫道：

“你们怎么这样对人？我又不是戒严部队的人！”

民间笑话反映了一种情绪。据亲身经历者告之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。在旅馆里，同房住着一个军人，每天上街都穿便服。熟悉一点之后，他告诉同房旅客，说，穿军服到处受气，仅防挨黑枪，还是穿便服安全！

我一位朋友的亲戚，是成都武警部队一位小官。事件之后很久，第一次与我朋友家人见面，首先便声明在成都戒严期间，他出差了，没有参加镇压活动。据说，此声明之后，气氛才得以缓和。

人民付出了代价，政府也付出了代价。

拒绝书面检查

亚运会平安地结束，执政党算是缓了一口气，他们搞的清查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。

支部书记很严肃地找上我家门，说，上次谈了认识还不行，贺星寒，你得写一个书面检查。我说，你上次谈了，说谈认识就算结束了，怎么会出尔反尔，又来要求写检查？

他说，照他的意思，当然是就此了结，但上面却有不同看法。我的事情要由省直工委决定。我起草的公开信，影响巨大，必须写检查。他缓和口气，又说，就照上次谈的话写下来就可以了。

我说，我不写。

接着，他就问我为什么不写？

我想起上次由于软弱，中了他们的计，去谈认识，至今后悔。这次要写检查，当然不能答应。但他坐在我家沙发上，屁股稳稳当当，一副要打持久战的样子，使我很烦。照我的想法，不隐瞒自己观点。我说，我没有什么可检查的。他立刻问，你哪些问题想不通，我们讨论讨论。

我一听他说话的口气，就是要来辩论。一辩论，三问两问，就会追到“反对党的领导”，甚至逼你承认“反对宪法”，而宪法里便写明了中国是由共产党一家领导的。这一条属于刚性；而“言论自由”则是幌子，软指标。而且和他讨论问题，毫无意义。他参加革命几十年，只学党的文件及报上文章，根本无法对话。好在他有个儿子正在美国留学，因为中国政局动荡，布什允许这批留学生在美滞留。这一点他倒是毫不反对的。

不写检查就是不写检查，我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写不写是我的权利！

不行！你是国家干部，而且是我团中层干部，不写不行！

我说，我不当干部，更不当这个中层干部，当工人也可以，守大门也可以，就是不写！

他说，你不写是不行的！

我说，我不写就行！

他又问，你到底因为什么不写？

我说，我不想写！

他突然失去耐心，沉下脸来说，你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我们没有对你采取过激行动，你要好好想一想。

我也抹下脸来说，好，你们就采取过激行动好了！

谈话陷入僵局，大家沉默着，互不相看，一直冷了十来分钟。他终于又冷静下来。他是听上级的话的。上面没叫采取过激行动，他认为是对我的恩赐。他就忘记了，二十世纪的今天，在干了那件血腥的事后，上面还敢采取过激行动吗？当然，有人也敢采取，但更为明智的人知道，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忘记。

第一次谈话没有成功。后来，他隔三岔五地就来找我谈一次，当然每次都没能成功。我就只有一句话：不写。他还一次又一次定下最后期限。先是定在1989年底，后来订在春节，再后来定在五一，最后一次定在1990年8月，期限一再拖下去，总计他找我谈过七十余次，都是一个意思，写书面检查，写了对我有好处。

与此同时，政工科长、团员、副团长及一位和我有亲戚关系的党员，都找我谈过话。与政工科长谈话，我的回答是，自从1958年我受处分那次写了书面检查之后，我已经决定，这辈子再不写什么检查了。她笑着说我有些古怪，我承认我有些古怪。她说怪脾气可以改一改，我说我无法改了。她找我谈过十多次。

团长找我谈话，常常是非正式的。比如偶尔碰上我，顺便说，你还是把那个写了好一些。我笑笑。她也不追问。我估计她可能有些感到幸运，毕竟她没有代理书记，否则，要搞这些完不成任务的事就该落在她头上了。记得有一次，团长到文艺沙龙来，邀我跳舞。跳舞间又问我写检查的事怎样了。我说当然不写。她悄悄地说，方励之也放走了，二天怎么说？大家笑笑。当然，她并不是决心站在哪一边，而是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，观风向。她又可以说找我谈了多少次话，为党做了工作的。另一方面，谁知道中国将业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。

副团长找我谈话更纯粹是一种姿态了。

因为谈话次数很多，常常他们还绕着弯子来套我。有一些日子，谈起分配不公的事，我便说自己生活如何困难，高级知识分子不足二百元工资，还要供养两个小孩，应该请补助。书记当时便认了真，说现在没有困难补助这一说，但团里可以考虑用别种办法来解决。

隔不多久，大概他们商量过了，副团长便来找我，问我二百元够不够？他又说，不能以补助的形式，但可以用误餐补贴和加班费等名目发给。他又婉转地说，这件事跟写检查无关，无联系，但是检查必须写。意思懂没有？

我说，我懂。心里想，好便宜，二百元就想买我一个检查。

当然，我依然没写检查，他们依然没发补助。用金钱收买应声虫，已经不那么顺手了。谁能想得到，在二年之后，共产党就开始出售政策资源，以换取钱物（经济繁荣）了呢！

铁饭碗

实际上，他们收买我的检查，还提出了另一个价码，那便是国家的铁饭碗。虽然他们没有很具体地说出口，但是，在报纸上，在文件中，在当官的与我谈话中，都透露出一个信息，要给支持动乱的人以处分。如果坚持不改的，将给予严惩，直至开除。

开除，就意味着铁饭碗被砸破。如前所述铁饭碗不仅意味着工资，更意味着福利，如医疗费及住房等等。对于这些，我不能无动于衷。我的确一次又一次地考虑，干脆写个检查算了。很多朋友，都写了检查。一些人说，他们只是把过程说一通，然后假装谈点认识；一些人说，他们照抄一段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公报，交差了事；一些人说，他们根本不承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，因为自由化是个特定的政治含义，他们只承认不该非法（程度不够）游行而已。总之，写了检查。他们劝我照此办理。这样也丝毫不能动我一根汗毛。

另外一些朋友，劝我好好考虑，说共产党心狠手辣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年纪大了，不能再经受几次折腾。你还能在外面去找工吗？而且中国目前的经济又极不景气。

我心里无数次地动摇，设想如果被开除之后，将困苦地挣扎。而我唯一的本事：写作，在这个只要求唱颂歌说假话的时期，根本不能变为价值。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自己的软弱，想想东方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，想想人生一辈子总得有一些不能抛弃的价值。舒适的生活固然值得追求，但是精神的自由应该是更高的价值。

我痛恨这个铁饭碗，但这个铁饭碗是我为国家劳动了三十年挣得的，当然我不能自动放弃。我有权在他们要砸破我的铁饭碗时付出代价。我作好了准备。如果他们要借我在那场动乱中的作为而砸破铁饭碗，我将反抗。

在5月19日的《四川日报》第一版上，有我参加游行的名字。一旦处分影响我的生活，我要将此事诉诸行政庭。当然，行政庭是官方所办，肯定不会受理。受理了也是败诉。但这样就成了一个事实，也可以说是一件新闻。这件新闻虽然不大，如果捅到香港或海外去，总算是一件事。当局不是一心希望安定团结吗？当局不是一再向国外表示，不追究参加动乱的人吗？这毕竟对他们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

总之，我可以被他们砸破铁饭碗，但我被开除的同时，也得让当局承担后果。

对峙了几个月，虽然我一再坚决表示不写检查，他们提出了很多威胁方案，但总不敢使出开除这一杀手锏。我知道了他们的虚弱。外国的经济制裁使当局不能不小心从事，一心要想修补捅出的漏洞。而经济的萧条成为他们更为关注的问题。纵观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，当局要搞运动要整人，一般都是选择在经济看好的时候。1956年经济增长，便有了1957年的反右及后来的大跃进。1961年饿死人之后，1962年立刻搞团结，一风吹，七千人大会。1964年1965年经济增长，1966年便又搞起了文化大革命。民不聊生的1976年，连忙粉碎四人帮，替冤假错案平反，包产到户。刚刚经济好转，立刻又清污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

也可以说，四十年来所执行的政治路线，与经济发展是正好背道而驰的。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思想解放，总是危及了当局的政治路线。但经济发展却能给搞政治运动，提供财力物力。是一个明显的事实。治理整顿，经济萎缩，使得当局缩手缩足，不敢放开手来整人，害怕激发更大的矛盾。我得以安全。

另外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也给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戳了一些破洞。我听说如果开除一个职工，单位就得向办事处缴纳五万元待业费。各种利益已经划分清楚，全国一盘棋已经只是一场春梦，政治已经不能指挥一切、调动一切了。就冲着这五万元的待业金，我单位及其上面都得考虑再三，小心从事。

当然，到了1990年，方励之出国之后，我就知道当局已经大大地下了一个粑蛋，对我的处分更是有限度的了。

处分之争

越是预计到当局不敢给开除的处分，我也就越是坚定地不写检查。不写检查，使当局大扫面子，也就更坚决地要处分我，当然，是要选择一个能保住面子的处分。

对我单位来说，大概是不愿意处分我的。因为我没有直接地反对过他们，也没有给他们的工作造成影响。在曲艺团，搞文字创作的只有两人。我依然是创作室主任。我的创作不能增加场次，也不受观众欢迎。不过，大多数宣传部门吹嘘的栽培的作品，都不受观众欢迎。曲艺团是对上级负责的，经费也由上级拨给。而上级每年给演出团体的任务，有两个硬指标：一是场次，二便是新创作的剧目。如果因处分我而影响创作新剧目，团里是得不偿失的。

而实际上我也作出了相应的动作。1989年我没有写作品，1990年开年下达任务时，我便公开声明写不出来。当时上面有人提出主旋律。我说，我不懂主旋律，我不理解，我写不出作品。负责人对此当然很头痛。

此刻当局并不在乎作品了，他们下达的任务也包括政治上的，那就是处分我。这个任务也是曲艺团必须完成的。团长副团长一再要我写检查，其中透露出的意思，就是希望我不要拗着与上面作对，他们好提出减轻对我的处分。我却并不领这份情。

到了1990年春天，团里向我暗示，可能要记我的过。至于大过小过，他们说不清楚。他们在看我有什么反应，我说随你们的便，因为你们握有那个权力。他们又说，这还没有定下来。我说那是你们的事。

有些朋友眼看形势已经缓和（国内清查），便对将要处分我表示气愤，从语言上为我打抱不平。我却不这么看。我认为对共产党的这一作法表示充分理解。我给中央施加了压力，要求他这样，要求他那样，使他们要一意孤行产生很大阻力，遇到很多麻烦。你不能要求人家不还手。他们要给我处分，要给我造成不愉快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就算是敷衍面子，给个下来的台阶，也是合人情的事情。

要想共产党不处分我，其立场如同说：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好说，何必处分，搞得大家都不和气。伤感情嘛！这同从前说娘打儿子，儿子不怪娘，同出一辙，都是以一家人内部之争为前提的。

新的思路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这是不同的理想和目标，不同的行为方式的两家人之争。不是你伤我的感情，就是我伤你的感情。要想免于处分，潜意识的深处，还是企图获得谅解。

从另一方面看，我认为必须要有处分，要有由共产党给予我的处分。这是一个标记，一个总结，一段历史的记录。

处分依旧含含糊糊，而当局开始了调工资，每个机关干部升一级，某个年限可以升两级。闹了几个月，补发工资下来了。我本是该升两级的，结果只升了一级。此事当然要追问。

回答是：我有一级工资暂不发给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行政记过处分，便不能多升一级。而我的行政处分尚未下来，也不说不升，也不说要升，只能暂缓。

有朋友劝我去告状。告谁呢？到上级那里去。这些事本身就是上级部门决定的，我单位决不敢在这些事上玩花招。告行政庭？问题是记过也好，扣工资也好，都是符合行政文件的，你告谁？

1990年8月份，突然通知我到文化厅去见机关党委书记。行前单位负责人来告诉我好好想想。我早想好了。书记姓郭，无非是最后给我一次机会，要我写检查。我只有三个字：我不写！坐了近一个钟头，郭一直告诫我。我听到他几次励声说：你不要拗起嘛！你拗起拗起的干啥嘛！

后来我回忆，我想我那天坐在那儿，又没说话，只是吸烟喝茶，怎么会表现得拗起（四川话，很高傲的意思）？至今都不明白。

此事后又过了两个月，单位上姓刘的副书记突然拿了一份处分决定给我，要我签字。我说我要看看。处分是记大过。我拒绝签字，也不还给他。因为是盖了公章的，应该是正式文件，我也有一份。他们一定要追回，最后在团长办公室闹了起来。团长无奈，又拿出一份中共省级机关工作委员会的文件给我看。并指出其中一句：同意曲艺团给予贺星寒行政记大过一次的处分。

我很不明白。

团长气虎虎地说：我们没有给你记大过，是他们指示记大过的。我们打的报告不是这个处分。我们要求改成他们决定给你记大过。

我说，这与我无关。谁来记我大过我不关心。我说，既然记了大过，我当然该保存一张这种文件！

团长说，我们还要争取改写过。

我说，改写过再交换好了。

团长说，那你不得外传！

哈哈，我正是要外传呢！我把处分决定到处给人看。现在看来，处分之争主要集中在执行者与决策者之间。

所谓“政治坚定性”已经打折了。

贺星寒手稿

处分

1990年10月，也就是“六·四”事件已经过了一年零四个月。上面大概觉得该尽快地卸掉这块包袱。至于曲艺团与上面之争，当然以曲艺团的妥协而告终。曲艺团争一阵，又妥协，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它既然背了个处分我的皮，它就得做一个双向奴隶。一方面向我暗示，不是它要给我这个处分；另一方面，又向上面表示，它替上面挑了重担。至于以后该如何回报，暂时不谈，且当是投资吧。

现将处分文件全文抄录，以飨读者。

川曲（政90）第3号

关于对贺星寒同志

在动乱中所犯错误给予处分的决定

贺星寒，男，汉族，1941年1月出生，1958年9月参加工作，现任四川省曲艺团创作室主任，省作协理事，“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”会长，曾参加“民盟”后退出。

贺星寒同志的主要错误是：在1989年动乱期间，于5月17日整理起草了具有严重政治原则性错误的《四川作家致中共中央及省委的公开信》，5月18日上午，贺携带“公开信”到省作协机关征集了36名作家签名，随后贺将征集签名后的“公开信”抄写复印，与他人一起分别送往《四川日报》、《成都晚报》社、四川广播电台、成都人民广播电台、四川电视台和《四川青年报》社。各报台都先后播登了“公开信”的内容，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
内清工作开始后，贺星寒同志通过学习，先后于9月12日和15日两次向组织交待了其错误活动的全部经过，写了错误事实的书面材料，并于9月20日在我团中层干部分上作了检查，经调查核实，贺所交待的情况基本属实。

贺星寒同志身为党培养多年的国家干部，且在文艺界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，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，违背中央精神，发起起草和征集《公开信》，并在报刊上电台上传播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，犯了政治原则性错误且拒绝写书面检查。鉴于事情发生在李鹏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之前，本人对错误有一定认识。为了严肃纪律，教育本人，根据中纪发（1989）9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精神，经支委会研究，团领导决定，给予贺寒星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。

四川省曲艺团（公章）

一九九O年十月十九日

前面谈过，这份文件打印好且盖好公章后，副书记拿了一张给我看，后来他又要收回，我没有给他。岂能让他全部拿走。签合同也得甲方乙方各一张嘛。副书记为此还被团长数落了几句。这样又拖了10天，副书记找上家门，对我又拿出一张处分文件，我在上面签字。我说我凭什么要签字？他说你表示个意见嘛！我说这是你们处分我，又不是我处分我，有什么意见可签？而且你们说，现在还没有处分下来，我更不管你们的事了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1990年10月29日，文化厅来了两个人，据说坐在政工科办公室。副书记又来，又要我签意见。说，如果不同意这个处分，也可写上理由。我拒绝。副书记急急忙忙又去办公室，接着又来问我，说处分中就说的事情你认为合不合乎事实？我想了想，答：基本属实。他又匆匆走了。

整个处分决定所叙述的事情，是基本属实的。当然，不包括价值判断。如文件中称我为“同志”，我和他们算哪一门“同志”？如文件中一而再而三地说我犯“错误”，我就从来没有给自己戴上“错误”帽子。再者，说我谈认识是作“检查”，这也是他们的一厢情愿。我从来没说自己作检查，这两个字都没有从我嘴上冒出来过。

但是，基本事实是没有出入的。

接着，副书记又转了过来，拿了一张写好的东西给我看。现全文照抄如下：

关于与贺寒星同志谈话的记录

川曲政（90）第3号文《关于对贺寒星同志在动乱中所犯错误给予处分的决定》于1990年10月27日下午五时由党支部直接通知贺寒星本人与其谈话后，贺寒星同志的回答是：“川曲政（90）第3号文件中所述事实，基本属实。组织上按行政法规认为应该给什么处分，一旦决定后，直接通知我本人就行了。”

贺星寒同志觉得该决定已经通知他本人，本人再签署意见反而不合程序。

四川省曲艺团

1990.10.29

副书记要我在这张纸上签上属实字样。我叫他等一会儿来。我回家将此文抄了一份，然后为他们签上：“以上谈话记录属实。 贺星寒? 1999.10.29”

他们拿到我的硬笔书法作品，当做宝贝一般，松了口气。算是大家都结束了纠缠。

从此天下太平了？

处分余波

我很坦然地承受他们给我的处分。是承受，而不接受。我在上面的一切作为，都是以承受为指导方针的。我并没有认为他们的处分是对的，但我也对他们的处分显示承受。我有话，但是此刻不说。时机不到。

朋友们看了那份处分文件，却都默默不语。只有少数一二个人，表示这是一个记录，是一个标志。而另一些朋友，则劝我要与上面辩论，或者上行政庭去控告。

我则认为没有必要上行政庭。且不谈他们都是一鼻孔出气，根本不会受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这一次处分是合乎目前中国的法律的。因为中纪委（1989）第9号文件我看过，上面对我这种情况的处理，写得很清楚。行政记大过是没有违背中纪委文件精神的。如果要推翻对我的处分，先就得推翻中央文件。这当然不是我所能力及的事。至于一个国家，是否应该在法律上使用政党的文件代替，倒是今后应该研究的问题。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宪法范围内活动，更不应该以政党文件代替法律，这样的民主，可能还要用很大力气，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。

还有一些朋友，看了处分我的文件，说，没关系，早晚会给你平反的。我笑了。谁要他来给我平反呀！你自己不能评价自己吗？难道你自己一切行为的价值都要某一个政党来评判吗？何况我已经不是那种体系的思想，当然更勿需要他来给我平反了。我就是这个样子，这种价值判断。如果某一天，他们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，那也是他们的事，我倒可以重新评价他们呢！

因为思想已经在体系之外，所以对文件上所说的什么“政治原则性错误”之类，都能欣然接受了。我害怕的倒是他们说我“一贯忠于忠于……”鲁迅不是被段祺瑞政府骂为“堕落文人”吗？我倒是感到，自“六·四”我对专制给予冲击之后，他们终于也回应了一记，很好，他们起码近期找不到借口来纠缠了。

自从10月底他们匆匆将我签字的那张记录拿走后，一直不再有回音。我数次询问书记，到底上次那个处分算不算事？她回答是支支吾吾，说上面还没有答复。

就这样又拖了两个月，因为我的一再追问，书记（此刻已经由团长代理，原书记找我谈话有功，书记调往他处，但亦未升高）才告诉我。她说，上面考虑到我的影响，所以就这样了。我说，就怎样了？她说，就这样了，不再宣布了。

我说，这不行！必须宣布。

团里坚持不宣布。他们不宣布，我还得拿起处分文件到处贴吗？他们想把影响收缩得最小。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。但我再怎么强烈要求，他们就是不理。他们还要说，这是为你好！你是作家，要顾点面子嘛！

我为此又坚持了两三个月，并且说若不宣布我就写不出作品。（不能说不写作品，因为那样他们又抓住了什么）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决定照我的意思，在大会上宣布。那天，他们通知我开全团大会，书记兼团长再一次告诉我，这是“按照你的要求，我们才在大会上宣布的”。

我当然有准备，坐在那里。果然，先谈了几句没言没味的话以后，团长便宣布要介绍对“贺寒星同志的处分问题”。

全场哄了一声。当然，实事求是地说，最多只有十来个人。因为我做了什么事，更多的人并不知道。

我此刻站了起来。

团长一边念文件，我绕场半圈，朝外走。大家望着我。老万笑道：老贺你不要走。我笑道，我离开会场，表示抗议！

团长依旧念文件，好像根本没看到我在朝外走。副团长、副书记、政工科长都鼓眼看我朝外走，视而不见。

我退场的行动是早就设计好了的。偏偏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。这也是没有考虑普通中国人的素质。退场，在中国只能算是一种软弱的表现。而对厚脸皮的中国人，要抗议，就必须跳起来，恶声大骂，最好上前去扭着书记领口，拉扯，演一场闹剧。

我毕竟无法退到恶汉地位去。为了对付泼皮，改变自己，不值得。（待续）

原载《CND》